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就像黄昏时飞翔的猫头鹰。 所谓“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受到后现代话语挑战的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正如詹姆逊所反映的：各种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共同演绎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一种“更加现代的”（实际上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它试图对传统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本身，即“后现代状况”所呈现的“新的和意想不到的维度”进行理论化。 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相互支持、相互捍卫的现实共谋关系！ 达成这一共识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历史哲学话语在后现代语境中可以得到充分激活，但不能被瓦解； 但这种历史决定论必须重新主题。 正如《空间辩证法》。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的扩大再生产，也不是同质社会制度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差别化再生产过程。 马克思的辩证历史观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工业化社会生产过程的束缚，但他实际上隐约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是一定空间和时间限制下的物质生产； 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的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其主导生产方式是“空间生产”，而不是物质生产或社会生产。 所谓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症状，与资本主义流动空间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有关，即“时空的压缩”、“共时性战胜历时性”等新的显现特征，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致的形态。的空间体验。
当然，晚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对于激活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空间化”有着不同的看法。 例如，詹姆森以后现代文化的空间映射为经络，德里克以全球化历史与本土化的空间互动为视野，本文将重点关注的戴维·哈维和爱德华·W·索耶进行了分析（又译为Edward W. Soja）等人都使用地理学作为空间化的隐喻原型。 因此，他们心目中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后现代化”和“历史地理学的唯物主义”。
索耶在其名著《后现代地理学》（1988）等著作中，首先以地理学为基础，突出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城市地理学、区域研究和世界体系。 根据对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包含的空间问题的讨论结果，指出要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危机，必须实现社会批判的空间转向； 其次，它超越了地理学的界限，吸收了综合存在主义（萨特、海德格尔）和结构主义（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特别是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吉登斯等人的空间辩证法思想，提出了所谓空间、社会与历史的三位一体和辩证互动的三证一体，并重点阐释空间本体论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的批判转化为对地理景观的后现代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被再现为社会时空重构理论。 最后，他以空间本体论为指导，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批评新概念“后福特主义”为中介，将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为具有鲜明地理特征的“批判区域研究”。 “计划。
（一）超越范式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重构
本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果脱离了空间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就只能是一种抽象。 空间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质或原生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心理形态，而是其母体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共存和具体化。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物化作为抽象的社会关系。 具体化的另一种表现。 正如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神秘形式，提出了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方案，列斐伏尔消除了空间性的神秘性，揭示了革命的空间意识。 激进空间实践的潜力以及物质和理论基础。 这种激进的空间实践旨在剥夺对空间生产的控制。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同时发生的意识空间革命，任何社会革命都不可能成功。 (141) 如果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占主导地位的空间生产辩证法，仍然以还原论的方式强调物质生产，这恰恰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 “如果马克思主义分析被简化为关于最终结构决定性的主张，那么这就需要消除所有历史和地理特殊性。” (151) 空间而不是历史与社会存在有着首要和本质的联系。 空间性是社会产生的，但却是社会生活本身的体现和媒介。 (182)“空间的生产与历史的创造同时发展，可以被描述为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的手段和结果、预设和具体化。 ……正是在这个基本的、公理化的物理和本体论层面上，空间性必须被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存在的第二次物化/语境化。 社会的建构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社会的存在存在于地理和历史中。 变得具体。” (193)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现象学。 主导逻辑是具体的，但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往往是抽象的。 本书从历史复述的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精神本质是社会空间辩证法； 理论上它提出了所谓空间本体论，实践上它提出了重构城市和区域的历史地理学。
索耶对马克思对生产方式历史辩证法空间解释的突破，是解除了马克思主义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魔咒。 它通过维护地理环境决定论，将社会历史地理环境过度解释为空间，进而将社会关系的生产抽象为空间的生产，为其雄心勃勃的主张铺平了道路。 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许多讨论，并坚持认为从马克思开始，存在排斥地理空间的倾向。 古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反空间主义”传统（192），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有着顽固的“空间近视”（186）。 马克思出版的著作本质上是对“无空间和封闭体系”的理论阐述，其中资本主义“像天使一样站在针尖上”（130）。
马克思主义反空间传统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因是它长期与地理隔绝。 而传统地理学本身就是反空间的。 与传统地理学将空间视为刚性领土的观点类似——“一个被动的、可测量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行动和意义的世界”（57）——资本主义、欧洲、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一种坚不可摧的历史性。决定论，先验本质的统一逻辑。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空间转向的重要标志，人文历史地理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从最初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分离，到最初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地理学，到地理学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致了对西马“批判”的批判，进而是正统西马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安德森）的空间批判的再历史主义反击，最后是索耶自以为开创性的空间化批判。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 换句话说，它经历了这样一种无意识的范式转变：从“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现象分析”到“马克思主义问题城市化转型”，从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转型为马克思主义空间化。
索耶认为，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不是一个自我扩张和实现预定的、同质的历史目的和历史必然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理的重构过程。 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可以解读为：“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地理，但他们并不是任意地创造的，不是在他们选择的条件下，而是在他们直接遇到的条件下，给定的，历史和地理是在马克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地理空间性（如城市和乡村）的客观表象掩盖了各种基本的社会生产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空间问题的认识和框架不发达、无意识，而这种模糊性需要清醒的认识。阶级关系的概念无法解释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流动和区域发展的趋势和现实：区域不是自然地理的产物。它们不是阶级的直接表现，而是各种基本生产关系等级化建构的结果。 一个社会过程。
在索耶眼中，今天，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无法辨别各种历史结果。 现在的问题是克服地理专业“所有鞋匠看到的只是皮革”（104）的狭隘视野，彻底解开这件神秘的太空衣。 我们关心的不是表面的地理，而是隐藏在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对地理的空间政治控制和利用。 而“概念化和实证检验资本主义地理上不平衡发展背后的更普遍和分层的过程”需要后现代的地理想象力（175）。 索耶的空间解释是以牺牲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阶级分析的核心本质批判逻辑为代价的。 在他看来，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本质主义理想宣言无法抵御更为隐蔽和流动的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统治。 总之，社会批判理论在没有空间和地理分析的控制下只能是“抽象的”。 （177）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果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和历史地理，就只能是一种抽象。 如果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空间生产的主导结构，却仍然以还原论强调物质生产的决定论，这恰恰是“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果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和历史地理，就只能是一种抽象。 如果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空间生产占主导地位的辩证因素，仍然以还原论强调物质生产，这恰恰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
（2）过度解读的主题和贡献：空间本体论；
索耶声称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他所谓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后现代性的批判人文地理学）的“瓦解内爆”（111）中走出来的。 “这个地理学继续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中汲取灵感，但不再局限于原来的界限。” (112) 它“寻求理解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空间的含义”。 意义和寓意的重新注册和定位。” （113）“正在兴起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和空间唯物主义”（120）。
本书似乎将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主义视为头号敌人。 由于历史主义长期处于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它往往会扼杀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相当大的批判敏感性。 而这种批判的敏感性是一种实践的理论意识，它可以观察到存在的生存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存在于历史的建构中，而且创造性地存在于人文地理学的建构、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及社会的生产中。地理景观的无尽配置和重新配置：社会存在显然主动地处于历史和地理背景下的空间和时间中。 本书阐释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即不满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和地理学理论，而是想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空间化或城市化。 本体论从历史化转向空间化。 索耶并不满足于以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理论作为辅助。 也反对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贸然抛弃马克思主义。 “超越简单化的反马克思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拒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洞察力，这是由于当代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缺陷和不足而得出的；出路在于超越历史主义的教条主义、纪律沙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声称仅仅通过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添加“地理的”形容词就创造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一种新的认知映射，这是一种新的方式来揭开反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历史主义的面纱。为了建立政治化的空间意识和激进的空间实践。因此至关重要。后现代地理学仍然需要创造。(115)
索耶过分肯定了空间本体论在空间生产和城市革命中的独立意义，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自然—社会—空间本体论三位一体，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终极的本体论框架，是一种先验的本体论。空间、时间、社会三位一体，特别是空间的独立框架在当代具有主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果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和历史地理，就只能是一种抽象。 如果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空间生产占主导地位的辩证因素，仍然以还原论强调物质生产，这恰恰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 空间本身并不是抽象的自然实体或原生实体，也不是透明的抽象心理形态，而是其母体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共存和具体化。 它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物化作为抽象社会关系具体化的另一种表现。 (151)
空间性，而不是历史性，与社会存在具有优先和本质的关系。 空间性是社会产生的，但它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具体化和媒介。 (182)“空间生产与历史创造同步发展，可以被描述为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的手段和后果、预设和具体化。……正是在这个基本的、公理化的物理上“与本体论层面，空间性必须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存在的第二次物化/语境化。社会的建构既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社会的存在在地理和历史中变得具体化。” (193) 这正是历史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
索耶借鉴了福柯、伯杰、詹姆逊，尤其是列斐伏尔的思想，试图将传统的历史叙事空间化。 而这种“空间化转向”本质上并非语言或地理，而是一种全面的本体论建构。 这“就像一次地理探索和发现的航行”（12）。 问题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存在与空间”。 正如吉登斯所说，这种本体论的空间性使得人类主体始终处于一个具有塑造能力的地理位置。 显然，索耶并不满足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理论作为辅助手段，甚至含蓄地指责哈维天真地认为，简单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加上“地理的”形容词，就可以创造历史和地理唯物主义（115）。
索耶首先借用了他的老师列斐伏尔的两个著名论断来证明空间本体论的意义：一是资本主义为何能够持久，关键是它利用空间不断地生产自己的空间。 第二，社会生产关系具有社会性存在，但前提是它们的存在是空间性的。 他们将自己投射到空间中，在创造空间时将自己铭刻在空间中。 否则它们将永远是纯粹的抽象。
其次，他还借鉴了普拉查斯的观点：空间是社会的矩阵，是基本的物质框架（经济基础）而不是简单的表征方式（上层建筑）。 时空的矩阵创造和转换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物质框架，这是社会生产的真正源泉。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空间性是一种被实体化、可识别的社会产物，是“第二自然”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并存和具体化，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物化的另一种表现。抽象社会关系的神秘化。 空间性作为一种社会产物，既是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关系的结果； 社会活动的结果/具体化/产品和手段/预设/生产者（197）。
（三）具有思想历史基础和普遍价值的方法：关键领域研究
20世纪70年代城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催生了城市化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理论领域。 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范围及其对国家管理和计划的高度依赖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新的时空重组。 马克思时代对城市问题的解释框架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现实。 城市不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业生产和资本积累的中心，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控制劳动力交换和消费的控制点。 城市规划作为国家的工具，通过对城市空间的组织和重组，为统治阶级服务，以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危机的控制。 城镇化的空间性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和生存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抽象地忽视了城市性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及其不可分割地位确立过程中的驱动力的力量。 相对较新的区域政治经济学领域和振兴调整的区域产业地理似乎是分析结构调整过程中最有洞察力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政治经济学。 以及最具创意的领域。 两者都可以称为灵活的空间化，因为它们不太关心旧的框架和学科限制。 这一区域愿景促进了城市与全球的融合，同时仍然认识到民族国家所发挥的重要而强大的调解作用。 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相互作用为了解空间化和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动态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窗口。 它赋予了空间分工概念更深刻、更丰富的政治内涵。 它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它试图容纳新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旧的分类二元性，使得关键领域研究成为当代重建过程的三大主流的最有可能的交汇点。 这也许是我们对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主义批判社会理论最丰富的理解的地方。 (287)
索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地理学融合的最重要发现之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引发了‘各种地理景观的不断形成和创新’”（241）。 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哈维的时空压缩和弹性生产理论，都是构成后现代地理景观的要素。 ）理论——他称马克思、列宁和曼德尔为“最敏锐的学者”（278）。
对于索耶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第一个决定性环节是曼德尔。 他发现：“关键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建立在区域和/或空间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这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必要手段。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是基于地理发展不平衡的支撑而存在的。”极其重要的工具是先决条件。” （162）整个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不同生产能力水平的等级结构，而这种等级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是由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所驱动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以不平衡的转变为标志。区域发展（历来是超额利润产生和榨取的重要基础）转变为部门间发展不平衡，从根本上扰乱了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和格局，导致新的流动性国际分工和产业重组。
其次，从哈维的《资本的极限》（1982）开始，空间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哈维终于发现，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不断建立和改造人造自然环境的过程。 资本主义的历史、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危机和重建的历史、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由当地地理景观的历史地理来表征的（155）。 哈维模仿马克思的语言说，资本主义一直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了社会物质景观，但由于其固有的难以克服的矛盾，最终无疑要在某个时刻被自己亲手毁灭。未来。 放下这风景。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是地理景观的无尽舞蹈。
哈维的核心词是时空压缩和弹性积累，而索耶的词是时空重构、区域重构或者价值的地理转移。 哈维的基本理念是后福特弹性资本积累、后现代时空压缩、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索耶的关键词是后历史决定论、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
然而，在索耶看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灵活而复杂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控制的现实，无法用传统的生产过程中特定阶级关系的概念来捕捉和理解。 即使是20世纪70年代的传统城市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无法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把握当代城市化这一神秘莫测的重构过程。 能够洞察晚期资本主义地理景观变化之谜的是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主义三大思潮交叉点上的“批判区域研究”方法（287）。
从这个新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呈现出如下新的地理格局：金融资本更加全球化、流动性更强，不受地域限制。 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首先发生在一系列外围国家和地区，而许多核心国家则出现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 产业和资本加速的地域流动引发了政府间投资的区域竞争。 各国地区内部的分工正在发生相应的剧烈变化。 这导致高工资/高技能工人与低工资/低技能工人之间的职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加剧了劳动内部的竞争和矛盾。 职业、种族、族裔、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变量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分歧（280-283）。
以上表明，索耶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看透了后现代地理景观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没有被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激烈反叛所陶醉； 但他依然没有阻挡后现代的诗意想象。 诱惑。 索耶对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的集中批判证明了他是一位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而这正是列斐伏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后代表人物阿尔都塞的致命弱点。 和阿多诺的共同据点。 他们过于哲学和悲观。 索耶的缺点是过于强烈地反对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生硬地拼凑出所谓的空间历史辩证法和空间本体论。 他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统治及其神秘的空间拜物教的新特征及其政治经济基础的批判是深刻的。 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洛杉矶超级城市空间群的中观观的批判性描绘，精妙而令人信服。
黑格尔大约在两百多年前就意味深长地说过：“使固定的观念变得流动，比使感性的存在变得流动要困难得多”！ 当今的已故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深谙此理，但却有“以手指为月”的毛病！
参考：
[1]【美】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五篇论文》，发表于王凤珍主编的《詹姆逊文集》第一卷（新马克思主义）第3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参见[美国]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文化变迁起源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9-150页、251页等。
[3]【美】Edward Suja，《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98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以下引用本书时仅包含页码）； [美国] David Harvey，“后现代状况：文化变革起源的探究”，第 441 页。
【4】参见Edward W. Soja Thirdspace，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的地方之旅，第53-82页，Blackwell Publisher Inc.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6。
【5】曼内尔·卡斯特，《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第87页，A.Scheridane Trans，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伦敦：阿诺德（出版商）有限公司，1979年。
【6】EWSoja，《后都市》，《城市和地区批判研究》，第 104 页，BlackwellPulishers Inc，2000。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