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传统体系来说，“亚洲”或“亚细亚”一词来自于遥远的欧洲知识体系所描述的世界图景。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亚洲”一词源自古希腊语ασία，原指太阳升起的地方。 当这个词进入拉丁世界时，被音译为亚洲。 第一个使用“亚洲”作为地理划分的人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博物学家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塞昆杜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 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中，用“亚洲”作为东方大陆的代名词来描述今天爱琴海的东侧——安纳托利亚半岛。 这个地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亚细亚。 此后，“亚洲”一词进入了欧洲英语、法语等各国语言，其范围也不断扩大，成为欧洲地理学中描述东方大陆的主要概念。
从起源来看，“亚洲”等五大洲的理论首先是随着西方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一起进入中国的。 最早将世界地图带入中国知识界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传教士是利马。 窦氏（利玛窦，1552-1610），即清代陈庚焕（1757-1820）说：“有地球地图，明万历年间西方学者利玛窦，”（《体院·地考初稿》）。
普林尼
利玛窦的世界地理
利玛窦于 1551 年出生于马切拉塔（今天的意大利）。 1577年，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来到远东传教，1582年来到中国。 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发现，要让中国人民信仰天主教，直接动摇中国人民的传统观念和信仰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士大夫感兴趣的问题出发，迂回地向他们介绍西方知识。 神的优越性终于可以让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皈依神的信仰。 于是利玛窦一方面身着儒装，学习士大夫的礼仪，另一方面开始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知识。 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绘制了《山海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一系列地图。 这些地图至今已不复存在，并且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
总体来说，《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坤舆万国全图》改变了欧洲传统知识分子绘制世界全图的一般做法，是以欧洲为中心，将“亚洲”置于地图边缘。 然而，在《昆舆万国全图》中，中国的位置被放在了太平洋西岸，赤道以北，大致在地图的中部。 整个地图呈椭圆形，经纬线标注清晰。 今天，中国是最常见的。 《世界地图》依然延续了这种绘制方式。
这一变化源于利玛窦对中国传统世界格局认识的妥协——当时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其次，与《坤舆万国全图》相关，还有一系列世界地图的中文解说和描述，介绍测绘的基本理论，以及地图上各地区的大致方位和划分。世界（如五大洲）等等，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对五大洲的描述。 《坤舆万国全图》有多种版本，题跋也可能不同，但基本情况大体相同。 仅从影响较大的版本之一对五大洲的描述来看，其话是：
领土按地形划分为五个主要国家，分别是欧罗巴、利维亚、亚洲、南北美洲、莫瓦克斯尼加……如果说亚洲是亚洲的话，则向南延伸到苏门答腊岛、吕宋岛等岛屿，向南延伸到苏门答腊岛、吕宋岛等岛屿。向北到达苏门答腊岛、吕宋岛和其他岛屿。 它延伸至新曾白石和北海，东至日本岛和大明海，西至大乃河、漠河海、西红海、小西洋。 （《坤舆万国全图》，明万历三十年刻）
明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在北京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
自此，对亚洲地理范围的描述开始进入中国知识界。 1584年至1610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不断修订、重组和出版，与之相关的中文解释也被后来的传教士更加全面地修改。 在传播过程中，它逐渐脱离了世界地图，成为单独的书面文本。 例如朱利奥斯·艾儒略（1582-1649）《正史》和《西方问答》、费迪南·南怀仁（1623-1688）《昆玉图说》、米歇尔·拜诺伊斯特（1715-1774）《大地图解》等作品可以指三块大陆，四块大陆，或者五块大陆的延续。 “亚洲”等地理术语的翻译也可能有所不同，如“Asia”、“Asia”、“Azia”等。但无论怎样，起源于欧洲的世界地理格局开始在华语中传播。世界。
中国中心论与西方地理学的冲突
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秩序中，“天”和“地”是最重要的概念。 它们与作为现实世界统治权力最高来源的“天命”等概念相互联系，成为历代王朝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理论。 依据。 在这种认识下，中国被设定为整个世界的中心。 上帝选择了品行完美的皇帝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并赋予他们统治世界的权力。 《愚公》等一批最古老的地理文献，为这一统治空间提供了典范性的理论支撑。 其中影响最大的学说是“九州说”和“五福说”。
“九州说”将中国的统治区域分为九个地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永州。 这些地区的河流、物产和贡品都有详细的记录。 “五服务论”将“天下”的空间描述为一个从中心向四个方向延伸的同心圆。 从里到外，有五个层次：甸服、侯服、隋服、瑶服、黄服。
《御经图解》卷六《五侍图》
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基于自然条件的描述，存在很多与“九州说”无法明确区分的困难。 然而，这种唯心主义的地理理论却在中国传统思想话语中延续了数千年。 主要原因是它提供了一种从中心向四个方向蔓延的统治秩序，建立了井然有序的空间感。 按照这个叙述，中国皇帝的统治权力也是从中心向四面八方推演出来的，整个世界都被纳入到这个格局之中。 这种态度被称为“中国中心主义”。
当中国研究者看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地理等知识时，这些新颖的理论无疑为他们进一步探索世界的空间秩序、把握上帝的旨意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 技术工具。 因此，很多接触西方此类知识的中国研究者常常以好奇的眼光审视这些来自不同知识体系的新思想、新方法，并对此感到惊讶和感兴趣。 例如，明代地理学家李之藻（1565-1630）在遇到利玛窦之前就痴迷于地理，精通地图制作。 当他与利玛窦成为伙伴，并从他那里学习西方地理时，他对西学的精深和神秘感到无比惊讶。 李之藻在出版《坤舆万国全图》时附序曰：
为什么！ 大地之浩瀚，图画之墨，顿时使千里睫毛，八荒清如丹。 至于白天和黑夜的长短，我们可以勾勒出历法的轮廓； 可以观察因缘的差异，可以了解山川的意境。 俯视天地，视野开阔。 （《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序》）
其他看到《坤舆万国全图》的知识精英也纷纷称赞。 正如杨景春（生卒年不详）所说：
图片详细说明可见，封面上方为樱极星，下方为青帝姬。 如果你上下看看，你就快到了。 就算大量的水同时倒下，收集起来，也会像那些收集了张布、鱼易经、开宝半志的人一样，功德微不足道！ （《坤舆万国全图·杨景春时》）
从今天看来，当时的知识精英并未将西方地理学视为强大的冲击或挑战，而是较为顺利地引入和吸收，并没有对“亚洲”和世界产生新的认识。 造成过度怀疑。 知识精英们所希望的是从这个外来知识体系中学习到更有效的方法论，以补充传统地理学的不足和不足。
如果这种域外知识只存在于学术讨论中，几乎不会产生冲突。 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西方知识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即使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描述或分析，他们也能在质疑中予以解释和接受。 例如，清代学者李仲伦（1663-1706）在阐述《周礼》时，虽然对西方地理知识持怀疑态度，但仍然采用了这样的说法：
它的名字包括亚洲、欧洲、利莫亚和美洲四大洲。 今天的九州和色巴里都是亚洲国家版图的一部分。 虽然他对各大陆的风土人情、山川荒凉的亲身经历的记载不能完全相信，但事实是那些在量道上见过日晷风景的人是相当可信的，并且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并且他的理论不能被错误地指责。 （李仲伦《周礼汇编》卷五）
但问题是，西方传教士积极推广天文、地理等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天主教传入中国，改变中国人民的信仰，这势必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 利玛窦去世后不久，“南京使团案”出现，引发了明末中西大规模的文化冲突。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尚书沈玉（？-1624年）带头请愿禁止天主教。 沉鹗指出，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传统知识话语不一致。 它所传播的西方知识全是欺骗性的、怪异的言论。 如果不及早消除，后患无穷：
臣子闻恶而不行正，而左行误导百姓，则受刑罚； 夷人不乱华，敢越界津者，必禁之。 如果敌人正在监视它的萌芽，那么用礼来阻止它就足够了；如果敌人正在监视它的萌芽，那么用礼来阻止它就足够了； 如果与党派、帮派挂钩，还不足以阻止其斗殴。 （《神苑医学》第三章）
此后，李恪中的余茂子（1565-1617）、严文辉（生卒年不详）等人也撰文表示赞同，甚至还有佛教僧俗人士也写过批判西学的文章。 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录在《明代破邪文集》之中。 总体而言，这些文章的批评视角差异很大，但无论如何，对中国中心主义的辩护构成了各种批评文章的主要基础。 由于天主教被彻底排斥，一切与之相关的西方知识，包括“亚洲”等五大洲的世界图景，都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如福建涧西人韦俊（生卒年不详）在《礼说谬惑世》中写道：
他的作品《于地全图》和《西阳小庙》直接欺骗人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脚够不到的东西，放不下的东西。他们的耳朵受到考验。 真可谓画家画作鬼。 不管怎样，如果中国在整个地图上稍微偏西，靠近北方，如果你在夜分点抬头看，北极星在副中心，那么中国应该在中心。 但画面稍微偏西一点，完全没有意义。 （韦俊《李说荒唐迷惑世》）
在这些文章中，中国传统的天文地理知识被认为是永恒的真理，而源自西方范式的术语、概念和方法要么受到质疑，要么被完全拒绝。 这种态度从明末到清中期一直存在，并产生了一定的贯穿性影响。 例如，清朝乾隆年间在编纂《四库全书》地理书籍时，许多西方地质著作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艾朱利叶斯的《子方外记》被认为：“描述太离奇，值得质疑，似乎有些夸张。” 南怀仁《昆舆图说》认为：“疑其东来后，能见中国古书，据仿而改其论，未必真实”。 这里。 在这种环境下，“亚洲”作为西方地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只能脱离中国正统的知识体系，不具有任何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亚洲”与反殖民主义
如果没有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亚洲”等西方地理术语可能永远徘徊在传统知识的边缘。 然而，到了19世纪，迫于军事和外交压力，中国的知识精英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未知的异域世界。 在这种氛围下，“亚洲”一词应运而生。
当代研究者十分重视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社《应欢之略》等作品中对世界图景的描绘。 魏源（1794—1857）和徐继社（1795—1873）都采用史学方法，整理域外历史地理资料。 这种方法在当时被广泛使用。 仅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作品似乎并没有太多新意。 但与以往许多有关外国历史、地方的著作相比，其正视西方史料的价值并以此作为描述世界的主要依据的学术态度，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 于是，西方地理知识不再被视为奇谈怪论，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被认真接受。 正如魏源所说：
为什么和过去的海图书不一样？ 他说：他们都用中国人讲西方，但这个用西方人讲西方。 （魏源《海国图志序》）
《海国图志》记载的“亚洲全图”（详）
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有意将传统的中国中心论与西方地理学结合起来。 比如徐继社在《应欢之略》中这样描述“亚洲”：
亚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大洋海，南至印度海，西至部落，西南至黑海。 它是四个领地中最大的一个。 中国在东南，卦与真巽合，土肥沃。 精致的灵气和精妙的产品都聚集在这里。 因此，自分析以来，它就是万物的始祖，所有人都仰视它，就像太阳的极点一样。 我国的领土空前广阔。 （徐继涉《映寰智略·大地》）
如果删除文中的夸奖词，并不影响对真实知识的描绘。 然而，这些思想著作刻意地将西方知识纳入中国中心的框架中。 事实上，艾尤利乌斯等西方传教士早已采用了这种写作策略。 但由于当时排斥天主教，这些言论在中国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 “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潮流，促成了三个世纪前传入中国的西方知识的复兴。 “地球”、“五大洲”、“亚洲”等一系列词语开始成为汉语知识的一部分。 精英们用来描述世界结构的最主要术语。
在此基础上，一个新的趋势日益凸显。 19世纪末，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因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彻底瓦解。 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思想开始发酵。 种族主义逐渐与这种西方地理知识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描述世界图景的新写作范式。 正如康有为（1858-1927）在《大通书》中所说：
今天，整个地球如此浩瀚，人类单独发展，种族无数，又本着优胜劣汰的原则被一个又一个地推翻。 直到今天，唯一的幸存者是欧洲的白种人、亚洲的黄种人、非洲的黑种人以及太平洋和南大洋的岛屿。 它是棕色的。 （康有为《大同书·除种界与人同》）
在这种写作中，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们分布在五大洲，处于竞争的局面。 在这里，“亚洲”或“亚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亚洲人有着相同颜色的皮肤，而这就是黄种人的共同家园。 当今世界是一个列强横行的时代。 如果黄种人不觉醒，他们将面临失去国家、灭绝种族的危险。 从这一认识出发，梁启超、陈天华、章太炎等人纷纷撰文或发言。 正如陈天华（1875-1905）在《孟会头》中所说：
世界上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亚洲人大部分是黄种人； 欧洲人是白人； 非洲人是黑人； 东南亚人是棕色人种； 美国人 利加原住民是红色人种。 五种人中，只有白种最强，黄种次之； 剩下的三个物种都受到白色物种的压制，很快就会灭绝。 根据颜色和外观分为五个主要类别。 （陈天华《回望》）
陈天华
在中国知识界，人们普遍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如“欧洲/亚洲”、“白/黄”、“受压迫/被压迫”等。在知识精英看来，西方的入侵殖民主义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个体经历，而是成为一个共同的地区性问题。 就这样，在“亚洲”二字之下，许多知识分子、政治家和宣传家希望用“亚洲”二字来团结所有国家和民族，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入侵。 这种态度在当时受到了批评。 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主义”。 正如李大钊（1889-1927）所说：
所有被别国吞并的亚洲国家都应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然后结成一个伟大的联盟，就是与欧洲、美国的三部分联盟。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孙中山（1866-1925）说得更直接：
当我们谈论“大亚洲主义”并研究其结果时，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是亚洲受苦的国家如何抵抗欧洲强国的问题。 简而言之，它是为了为被压迫民族对抗不公正现象。 （孙中山《致神户商会等团体的讲话》）
在这种以“亚洲”为基本范围的联合各国思想的推动下，1898年，上海的知识精英创立了“上海亚洲会”，以期将中国与“同文化、同物种”的日本联合起来，共同发展亚洲。推动亚洲解放，郑观应、郑孝胥、张謇、盛宣怀、唐慈昌等人参加。 此时，正在崛起的日本也热衷于建设“亚洲”，成立了高亚洲会（1880年）、东亚协会（1898年）等组织。 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热衷亚洲主义，如王涛、何汝章、李书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与这些社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期盼中日两国共同肩负起解放的伟大事业。整个亚洲。
此外，随着知识下移，“亚洲”等相关地理术语不再是知识精英的专属讨论内容，也开始逐渐流行于大众之中。 1904年，清政府仿效西方学制，颁布《左定学规》，建立中国近代教育。 1905年，彻底废除科举考试。 在新学制中，教育体系分为养老院、小学、高等小学、初中、高等学校、专门大学等各级。 同时，政府还规定了各学校的学习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历史、文学和各种西方科学”，其中地理作为西方科学的一部分，已成为学校的必修课。 随后，教育主管部门还出版了一系列教材，使教学更加有计划性、系统性。 对中国所在“亚洲”地区的描述，成为地理学最重要的篇章。
例如，1909年学院图书馆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地理知识包括“五大洲”、“亚洲国家总势”、“欧洲国家总势”、“非洲国家总势”、“非洲国家总势”、“非洲国家总势”等。世界地理入门以西方五大洲地理为背景。 书中还将五大洲与五种人联系起来，强调当今五大洲中，“棕色人种、黑人、红色人种都在白人的统治之下，他们的活力正在萎缩，人口正在枯竭”。 ……只有那些能够与白人争夺霸权的人才是黄种人。” 文中在介绍亚洲地理特征的同时还指出：
放眼当今亚洲国家，除了我国，日本、暹罗、波斯都是独立国家，独立的国家寥寥无几……有句古话：前车翻，后车停。 我国能不发怒，自强不息，以维护亚洲大势吗？
《小学语文课本》描述五大洲的人种
于是，“亚洲”一词与“救亡图存”的思想结合在一起，通过学术教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可以说，进入20世纪，“亚洲”或“亚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术语。 它已经成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社区”。 其背后蕴藏着强烈的地理自我认同和对殖民主义的反抗。
在20世纪中叶左右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大潮中，亚洲各民族的斗争虽然各有不同，但“亚洲”或“亚洲”等相关话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此后，亚洲世界各民族相继独立，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国家。 源自西方知识体系的地理术语，如“地球”、“五大洲”、“亚洲”等，也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词汇，并沿用至今。
参考书目：
Frank Dikotter，《现代中国的种族话语》，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社区：民族主义起源和传播的反思》，Verso，2006 年。
竹内义：《日本卓也》，千曲书房，1993
海野和隆：《地球的文化史》，八坂书房，1996
于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郭双林：《西潮下的晚清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王辉：《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