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历史悠久，但人们却乐在其中。 不为别的，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其影响持续了两千多年。 秦朝虽然只统治了十五年，但秦国建立自己的国家、东进却用了数百年的艰苦奋斗。 秦统一国家虽然是靠皇帝和宗庙，但其空前的成就，有功臣和百姓的奉献。 通过事实看人、通过人看历史，才是理解这段重要历史的最好方式。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进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秦史人物论》。 本书通过考察在秦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人物，增进了我们对秦历史和秦文化的认识。 对风格的认知。
从人物研究构建秦史新图景
古往今来，对人物的评论有很多。 如果你重读苏轼文集，你一定对东坡的《秦始皇论》、《韩非论》、《商鞅论》、《汉宣帝李斯论》以及其他“论”短文。 对于近代特殊人物的评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的是张恨水的《水浒传人物论》和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 这是一本文学人物评论集。 事实上，人物研究也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 方士明《三国人物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孟湘才《秦汉人物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秦汉人物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续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是历史人物研究。 王子衿教授还出版了《秦汉名人肖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在专门研究秦史人物的学术专着中，这本书应该被推荐为第一本。
以人物为题材的书籍，由于人物及其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书名中常使用“三论”二字。 本书与众不同，尤其是章节设计和章节顺序安排，表现出作者对秦史的整体把握和深刻思考。 全书共25篇，基本按时间顺序涵盖了从秦诸侯到吞并天下的过程，构建了一部与重大事件相关的秦朝建立史。 第一章选《秦文公与石盾》，给人一种新奇感，但作者的用意却不止于此。 《史记》是研究秦史的基础经典。 司马迁所依赖的相关核心史料是《秦记》。 至于《秦记》的出现，则与秦朝第二代君主文公“十三年，有史记事之始，民也”密切相关。变得更加多样化”。 秦文公梦问的对象石盾，是历史记载中第一个被提及的秦史学家。 梳理历史书写和史家活动后，秦史的帷幕徐徐展开。 第十一、十二章讨论战国后期的白起和郑国。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联系。 如果分析的话，前者用的是兵力，后者用的是时间。 前者反映秦国的对外战争，后者则反映秦国的内部建设。 一是进攻，一是引进，农战并重，相辅相成。 第24、25章考察了“避秦商山”的四皓和“秦非吾友”的孔羽。 作为反秦政权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也代表了道家和儒家的态度和立场。 这两章不仅是全书的补充，还可以与李斯的章节结合起来阅读，观察三个家族的兴衰。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过去历史之光未完全照亮的地方，秦历史的风景更是错落有致。
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与特定的历史阶段密不可分。 除了时间线索外，作者还充分关注与人物相关的地理空间、地域文化、交通路线等因素。 商鞅与咸阳、白起与昌平、老艾与太原郡、吕不韦与河南、赵佗与龙川、四毫与商山等题材的设计，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与历史空间关系的洞察。
一旦时间和空间建立起来，人物就会出现。 周太师见到了秦献公，预言周秦会复合，霸主将会出现。 献王、孝公即位后，“分赐福利，振兴孤儿寡妇，招募士兵，赏赐功绩”，诚心求贤。 秦国真的能崛起吗？ 商鞅能展示他所学到的东西吗？ 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在这一刻交汇。 孝公时期，秦都由西向东迁，已从林牧带进入农耕区边缘。 商鞅抓住了秦国发展的重点方向，把“种草”作为变法的第一要务。 至于迁都咸阳，秦国的都城从农耕地区的边缘迁到了中心。 荀子曰：“故四世之胜者，不单靠运气，而靠数量。” 这就是事情的开始。 统一后，秦国为了追求功利，焚烧《诗》《书》，引发关东学者“秦非我友”的广泛反对。 当陈胜举兵反秦时，口中说“吾是无用之士”的孔子后人孔羽，竟手拿礼器回家，唯恐陈夏死亡。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一位学者恭敬地写下了他积极、不悔的心声。
通过个体描写追寻秦史重大问题
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充满了独到的见解。 我会举几个例子并提供一些补充证据。
秦武王和他的强者。 《史记》卷五《秦书》云：“武王威猛，善戏，权士任弼、吴霍、孟说，皆为大夫。” 作者分析了早期“强人”的故事，指出秦历史上记载的“强人”事迹最为密集，凸显了秦国“救强”、“依靠实力”的传统。文化。 作者不仅关注“对‘礼士’文化的局限性乃至‘上礼’文化倾向的是非的认识，这种认识早见于秦人的言论、著作或发表在著作中。 《秦国》》，同时提供了历史分析。 “秦政治的‘商礼’风格还突出地体现在‘勤奋’的奖励上”、“‘强人’地位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大是在‘强人’时代背景下的”。有趣的是，我们发现秦国“强人”的历史命运并不相同，他们的活跃舞台并不局限于武王一世。 《史记》卷五《秦国年表》和十五卷《六国年表》记载了秦国的对外进攻，昭襄王十三年专门记载： “任弼为汉中守将”，这个略显意外的记录却意义深远，魏冉当上宰相的时候，居然任命了两位重要的将领：白起和任弼，白起负责对三晋的战争任弼负责防御楚国，主要负责防御。 这与魏冉执政初期“攻晋备楚”的战略密切相关。 昭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相关章节还专门记载了“人必祖”。 除了著名人物之外，汉中防守的重要性显然是主要原因。 马飞白在《秦史集》中说：“一般来说，当时秦国的情况是，每到一个国家掌权的时候，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最信任的人作为将军。例如，如果魏冉为相，便任命白起为将军。” ，议论没错，但白栖霞似乎还可以弥补鄙视。
因郑国渠而得名。 郑国运河作为秦国统一前夕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闻名于世。 作者采取独特的方法，注重命名。 这本书提醒我们，“以设计者、规划者、组织者的名字来命名一个项目，意味着‘郑国运河’具有原始意义”。 笔者进一步分析“殷明月”三个字的表达方式，推断其命名“应是秦国的统治权威”、“体现了秦始皇的行政风格”。 这为认识秦文化的特征提供了新鲜而独特的证据。 我们还注意到，《史记》卷二十九《河曲书》中说：“韩闻秦国好消息，欲阻止，未下令东征，而派水利师郑国去与秦国谈话”。 ”。 “秦国造化”这句话也不容忽视。 《季学记》卷六《荆水九》引《史记》云“韩闻秦有利”。 《长短经·七雄略》记载“汉惠王闻秦之善”。 从后者的注解来看，省略了“行”字，保留了“时”字。 本字为“兴事”，与“兴利”同义。 《礼记·国记》“司空负责丈量土地……丈量土地的远近，主持工作。” “兴”是“做”的意思，指土建工程的建设。 战国时期，秦国特别注重土木工程和水利建设，修建的工程设施比其他国家多。 秦人重视实践学习，注重技术因素，统一后建设了多种大型工程，从中可以得到新的启示。
镇压商人、秦商。 作者考察秦历史上的著名商人，实际上关心的是商鞅是否镇压商人、“镇压商人”是否是秦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等重大问题。 本书提醒，“‘抑商’政策实际上在秦国的施政政策中并没有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抑商’曾经是‘重农’的辅助策略，其力度远不如‘抑商’强大。”汉初刘邦的“城邑曾甚盛”，令人鼓舞。我们认为，商鞅及其学派认识到农业和商业各有其功能，主要反对的是放弃农业和商业。 《商君·弱民》云：“农、商、官，国三者，常食官也。” 农民创造土地，商人带东西，官员规民。”考虑到秦国历来重视对国有资源和政府手工业的控制，所批评的“商人”可能主要集中在个体户群体上。水虎地秦简上的“秦法十八式”和岳麓书院收藏的秦简中发现的“关氏典”，表明秦朝注重对商人的管控而不是镇压。
刘同曾说过，“历史上最生动的就是人物，人物最生动的情节都来自关键时刻”。 商鞅、宣太后、甘洛、白起、郑国、吕不韦、始皇帝、李斯、赵佗、孔坤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和个人时刻做出了重要选择并进行了积极实践，共同描绘了一幅秦国历史的美丽画卷。 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就发现了纪事文体的优点，了解了古今之变。 今天的学者们将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讨论，拂去过去的尘埃，带出过去人物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