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对于民国地理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018年底去南京旅游时，无意中得知李绪丹故居已改建为咖啡馆，便前去参观。 李绪丹（1911-1985），英国剑桥大学硕士，曾任中华民国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李氏故居是一栋二层别墅，木地板、木楼梯，仍保留着昔日的风貌。 20世纪80年代初，李绪丹曾居住于此，南临南京大学，南临玄武湖。 六朝迷雾中，以冷酷闻名的刘太成能否给李家一丝安慰？ 1985年李绪丹在此逝世，成为他一生最后的住所。 李先生的遗孀卢树芬先生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本世纪初。 老邻居还能说起李家的旧事。
李绪丹故居现貌（南京市鼓楼区高云岭39号）
李绪丹与民国同龄。 1911年10月出生于江苏江阴青阳镇。东边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故乡马镇。 这似乎注定了他与地理的缘分。
李绪丹的父亲是一名小镇医生，但自幼体弱多病。 但由于自幼努力学习，十三岁就考入了著名的南京中学。 1930年保送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地理系第一位新生，实现跳级。
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前身是竺可桢创办的东南大学地球科学系。 是民国时期的地理殿堂。 朱氏的两位弟子胡焕庸、张其云，加上聘请的美国学者黄国章，共同组成了地理系的三驾马车。 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勤奋、优秀的李绪丹赢得了系主任胡焕庸的青睐。 同时，胡是宜兴人，李的家乡江阴也都是江南吴语地区的人。 而且，胡是一位乡村私塾教师的独生子。 他与李绪丹出身相同，自然与李关系亲近。
胡焕勇、张启云、黄国章
在胡焕庸的指导下，李绪丹用三年时间合译了法国著名人文地理学专家贝吕内的《人类学与地球科学原理》，熟悉了西方地理学理论，完成了基本的学术训练。 1934年暑假，胡焕庸带领李绪丹等人到苏北考察淮河水利和沿海盐围垦情况。 他们走遍二十多个县，出版了《淮河水利盐垦实录》，书后附有李绪丹撰的《连云港记》。 此时，胡焕庸将李绪丹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刻意培养他。 据说胡焕庸的文章别人都改不了，只有李能改。
1934年李绪丹毕业后留系任助教。 中央大学地理系以李旭丹为中心，聚集了一批江阴学生，组成了所谓“江阴帮”，其中著名的有朱丙海、李海辰、李旭丹、王卫平等。
李绪丹中央大学毕业照（1934年） 图源：人民网
1936年，在胡焕庸的鼓励下，李绪丹获得中英耿氏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 在剑桥期间，李绪丹继承了胡焕庸的学术传统，专注于人文地理学。 他以1934年苏北考察为基础，完成硕士论文《苏北区域地理研究》。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李绪丹在剑桥的时候，为了补充自己的专业知识，他经常在偌大的图书馆里找到染色书籍最多的地方来阅读，颇有成效。 根据他的理论，书籍上污点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被阅读的次数最多。
1939年，李绪丹学成回国，受恩师之命到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 李曾于1929年加入国民党，两年前退党。 1941年，胡焕庸再次介绍李加入国民党，为继任做准备。
1942年，胡焕庸出任中央大学教务长，聘书由蒋介石总统签署颁发。 随后，他将地理系主任职务交给了李绪丹，完成了交接。 1946年，胡焕庸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一年。 回国前，他推荐李旭丹接任教师职务一年。 这说明胡焕庸培养了李绪丹。
李绪丹自学生时代翻译西方人文地理学名著到剑桥大学学习人文地理学以来，一直专攻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 擅长人文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符合中央大学地理学传统。 经过十年的积累，李绪丹在抗战前后达到了他的第一个学术高峰。
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以秦岭和淮河为界。 但从秦岭山脉以西至青藏高原东端600多公里范围内，并无明显的自然地貌可供依托。 1941年，李绪丹根据考察得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西端应以白龙江中游为界的结论，这一结论为地理界所广泛接受。
边界是地理划分的前提。 战后，李绪丹在《美国地理年刊》上发表《划分中国地理区域》（1947）一文，提出全面的地理划分方案，成为他自己的理论。 1946年，李绪丹出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兼任民国最高地理学期刊《地理学报》主编，在学术和事业上都达到了巅峰。
与李绪丹得意洋洋的心情相比，李同学任梅娥显得郁郁寡欢。 任梅娥出生于宁波一个从事草席行业的商人家庭。 青少年时期，他读了张起云的《高中地理》，对地理产生了兴趣。 他与李绪丹一起成为中央大学地理系仅有的两名新生。
不过，相比于李绪丹与胡焕庸的友谊，任梅锷与来自宁波的教授张齐云的关系更为亲密。 他曾随张起云游历浙江名山。 1934年至1935年，他还跟随张氏对西北五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长途考察，并写下了50万多字的考察报告。 1936年，任梅锷与李绪丹共同获得中英耿氏奖学金，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留学，师从著名构造地质学家EB·贝利爵士研究英格兰高原大地构造学。
1939年李绪丹剑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扉页（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
1939年，任梅锷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跟随张起云在浙江大学历史地理系任教。 然而，任梅锷在浙江大学历史地理系并不满足。 首先，浙江大学的知名度不如中央大学。 其次，任梅锷因个人情感问题，没有得到浙江大学的宽容。
1943年，任梅娥想调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但胡焕庸不同意，只好暂时留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 胡焕庸的坚持自有其深意，因为李绪丹善良内敛，而任梅娥坚强自负。 胡深知一山容不下二虎，可惜李绪丹没有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
对于任梅娥，李旭丹更多的是被同学的感觉所限制。 因为两人在1930年同时考入中央大学地理系，期间共同翻译了贝鲁纳德的名著，后来又考入中英两国的耿耿助学金赴英国留学同时。 1937年初抵达英国，两人在年假期间在剑桥相会，并前往伦敦参加英国地理协会（British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年会。
抗战时期，两人共同参加西北科学考察。 1944年，任梅锷不顾胡焕庸的坚持，在系主任李绪丹的努力下，重返阔别十年的中央大学地理系。 1946年至1947年，李绪丹到马里兰大学任客座教授，并担任梅娥表演系主任。 这是任梅锷第一次尝试执掌中央大学地理系。
1949年，国共两党互换旗帜，改变了世界。 与张起云、任美娥相比，胡焕庸、李绪丹师徒的命运要曲折得多。 中央大学地理系首先因政治关系而改组，更名为南京大学地理系。 胡焕庸曾长期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教务长。 1949年9月奉命到北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 当时，他没有时间学习地理，但他只是希望学习时间不要太长，因为虽然公众为他提供食宿，但他的家庭没有经济支持。
1950年夏，完成训练的胡焕庸没有当选为国家地理专委会委员。 与此同时，由于他的政治地位，没有人愿意雇用他，大学里也不再有职位。 民国伟大的地理学家已成为过去。 幸运的是，胡焕勇曾研究过苏北的淮河，得以在安徽蚌埠获得水利部淮河治理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资料室主任的职位，参与其中在治理淮河方面。 直到1953年，他才通过学生关系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并找到了住处。
胡焕庸的学生、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李绪丹开始自我救赎。 首先是翻译苏联地理著作。 二战末期，李绪丹关注着苏联。 1946年我在美国讲学时，读到了一位英国地理学家写的《苏联地理》。 我觉得它把苏联成立的自然条件和经济事实解释得非常透彻。 更重要的是，作者对苏联始终抱有同情和友好的态度，政治认识比较正确。
因此，李绪丹于1948年回国后开始翻译，但因政治动乱而搁置。 1949年，他捡起旧稿，一口气完成，并于1951年出版。其次，李绪丹主编《地理知识》杂志。 1949年4月，南京大学地理系和中国地理研究所为迎接新政权，创办了《地理知识》月刊。 一是普及科学地理知识； 李绪丹主编，1950年1月正式出版。叛逃终于得到了回报。 李绪丹刚刚辞去《地理学报》主编职务，保留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职务。
李绪丹的同学任美娥在新政权下先是镇压，后又升迁。 最初，任梅锷和胡焕庸没有当选为国家地理学会特别委员会委员。 同时，因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认为任梅锷为《文化先锋》撰写文章，被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除名。并与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有染。 和新文学党一起，都不能跻身科学院专家之列。 不过这种影响仅限于科学院系统，并没有阻止任梅锷在地理界的崛起。
1949年后，李绪丹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任梅锷、徐进之任高级教授。 1950年胡焕庸完成政治学习后，想回到中央大学地理系，但任梅锷极力阻止。 因为早在中央大学的时候，任梅娥就不满胡焕庸对李绪丹的依赖，后来胡焕庸又阻止任梅锷回到中央大学。 以胡当时的地位，任忍不敢出声，但今非昔比。
1950年，任梅锷接替李绪丹担任《地理学报》主编。 同年，徐锦芝调入中国地理研究所。 1952年院系调整时，李绪丹另设院系，成立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毫无对手的任梅锷顺利出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最终将李绪丹的两个重量级学术职位揽入怀中。
李绪丹先生的童年、学生时代以及毕业后的青春岁月。 来源：人民网
李绪丹的下台和任梅锷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与新政权下的地理变化密切相关。 1949年后，地理学在苏联成为宗法，抛弃了人文地理学，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
与李绪丹的人文地理学出身不同，任美娥拥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形学博士学位，是一名典型的自然地理学学生。 同时，任梅锷的研究还集中在经济地理学，尤其是工业地理学。 例如，任梅锷于1944年引入韦伯的产业区位理论，讨论战后中国的产业区位问题。 这是中国工业地理学的创举。
1946年，任梅娥发表《建构地理学新论》，阐述了应用地理学的观点，特别是苏联经济地理学在区域设计方面的成就。 任梅锷的研究兼顾了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与当时中国地理学的学术思潮契合。
另一方面，李绪丹所擅长的人文地理学在新政权下失去了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李绪丹的学术价值，结束了他的学术生命。 李无奈只得避开南京师范大学，专心教授和翻译苏联地理著作。
1957年，在“双百”政策的煽动下，作为民盟南分区团长的李绪丹发表了罕见的呼吁扩大民主的政治文章（《扩大民主生活，加强政治思想》） 。 《教育》，江苏团报，民盟江苏省委员会编，1957年第4期）。可想而知，第二年他就被打成了“右派”。
“文革”伊始，李绪丹就注定了命运。 他因心脏病没有被释放，而是被关押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一间房子里。 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与此同时，妻子被打发下来，经常举行家庭舞会的小洋楼里，只剩下八十多岁的婆婆，独自守着孤楼，头发花白。靠在门上。
李旭丹夫妇 图片来源：人民网
直到1978年，李绪丹才得到平反，恢复了中断30年的人文地理学，并花了几年时间翻译西方地理学名著。 在他学术巅峰之际，李先生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他的学术生涯以翻译开始，也以翻译结束。
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任梅锷并不是唯一一个参与“文革”的人。 1968年夏，南京大学召开全校会议，“与汉奸、特务、现行反革命作斗争”。
任梅锷具有高度的学术嗅觉和学术运气。 1949年后，他转向相对安全的自然地理学，学术研究基本继续。 平反后的任梅锷专注于海岸研究，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学术巅峰。 他先获得国际地理学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奖章，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最终于2008年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享受生活。 与李旭丹同学相比，任志强似乎又赢了一轮。
写到这里，李故居窗外的夜色漆黑如水。 李绪丹晚年有诗云：“古人常倦于案头，不宜负学地理”。 他一生地理从未失败过，但他却在地理上担负了半生的责任。
图为1949年10月，南京地理界人士李绪丹、任梅锷联名写信给竺可桢，提议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亲笔签名。
参考：
1.李绪丹、任梅娥译：《人地科学原理》，中山书局，1935年。
2.沙润、姜爱萍：《人文地理学复兴的旗手——李绪丹》，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3、胡焕庸：《悼念李绪丹教授》，《人文地理学》，1986年第1卷第2期。
4.《竺可桢日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5、胡建中：《梅花香自严寒来——纪念胡焕庸教授诞辰110周年》，北京：时代农超文化发展公司，2011年。
6.李绪丹：《苏联地理》，开明书店，1951。
7.任梅娥：《建筑地理学新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
结尾
